【陆军篇】我的汽车 我的团——记两次出国作战
来源 I 军营生活 2020-11-23 00: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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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汽车 我的团

——记两次出国作战


作者:井跃洲

制作:军旗工作室

文章中提到的电影《年轻的朋友》插曲

“援老抗美”出国作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多次出兵作战(或对外进行军事援助),其中有人们熟悉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还击战等等。可是,对于另一次发兵——援老抗美,大多数人也许并不知道。


援老抗美从1968年至1978年,我军派出工程、地面警卫、防空、后勤及民工大队共7万余人,帮助老挝修筑了7条战略公路,达800余公里,每公里造价达31万人民币。为老挝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和发展经济作出了贡献,加快了老挝的民族解放进程。


1975年12月1日,美国扶植的老挝政权崩溃,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由此宣告了美国对老挝侵略的彻底失败。


在援老抗美中,我军有269人英勇牺牲,其中210人长眠在老挝孟赛和班南舍的烈士园里。


我有幸参加了援老抗美作战,在老挝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回忆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至今仍历历在目。


1972年1月至8月,从云南赴老挝参加援老抗美战斗运输任务。我们部队上去第二月就遇上中美关系缓和。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后,美军B-52轰炸机就再不轰炸中国部队。后来就很少听到防空袭警报了,甚至连汽车伪装都撤了,不分白天、夜晚大摇大摆在路上行驶。


我们昆明步兵学校集训、换装,我的汽车牌号也改成KM-91225。出境路线:经思茅地区、小孟养、孟腊兵学校(地名叫八公里)。


在老挝中国部队分两种:一、是直接作战的高炮部队,他们穿老挝国家的军服;二、是我们运输和基建工程兵负责架桥铺路、物质运输,不穿军装,穿统一的三个口袋灰色制服,持有“中国民工”证件。其实,这些掩人耳目作法,美军早就一清二楚,身上不准有人民币,用的是代金劵。


图:笔者:最后一排右一


图:当年的代金卷

在老挝最害怕的是蚊虫、蚂蝗,咬后会生病,老挝有两个烈士陵园,一个是作战部队和因公牺牲的烈士;一个是援建中病逝的“国际主义战士”。在那病逝的和作战牺牲的人数差不多。你说可怕不可怕。


还有,几乎没新鲜蔬菜吃(老挝的新鲜蔬菜是河里长的青苔),天天花生米、罐头,吃的满嘴长泡。我们随身带的不敢离身除武器外,还有四样:维生素C片、净水消毒片、云南白药、急救包(后来补充有驱蚊油)。


那个时期有几个难以忘怀小故事:


故事一:当地风情。一天在竹子房午睡,给淋醒了。原来是老挝傣族男女“嘻哈哈”地泼水,哭笑不得,又不敢骂,没命令不敢泼水回击,一群傻兵不知是人家的泼水节,只好排队立着让他们用水泼。


故事二:“犯忌”。出国前纪律教育规定不许停留看老挝人洗澡;看到老挝女人不许笑(老挝重男轻女,除傣族男人有裤子穿外,女的尤其是高山族几乎赤裸,出门最多有一条二寸宽遮羞布围着跨上)。


一天下午,胆大的1959年入伍王老兵叫我们三个“愣头青”借故洗车,将两辆车开到有老挝人经常洗澡的河边下游洗车,想近距离偷看男女混浴。没想到洗澡的人他(她)们更好奇地都围过来看我们,倒吓坏了我们。邓连长和王老兵是同年从四川垫江入伍的,留面子,这事连里只罚老兵站了一夜岗。


故事三:耍小聪明。出国部队着装整洁,每人三套外衣。一旦衣服破旧,可到司务长那换新的,我最懒得洗衣服,经常故意将衣服油污、弄破拿去换,司务长看见我都怕。半年内我换了好几套新出国服。


回国后,想留一套做纪念,上面说了怕带传染病细菌全部上缴销毁。好在穿着在昆明照了张相,还在背面自己题词“援老抗美留念”。


图:出国作战服装


故事四:第一次抽“洋烟”。高炮部队打下一架台湾国民党的运输机,机上装载着给金三角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年货。飞机坠落在出国建桥的“雷锋团”工程兵驻地附近,机上的物资就地“消灭”。罐头改善伙食,不分部队见者有份,我们每人也分了两包美国“骆驼”牌香烟。大家几乎是只抽一包,留一包带回国内。那可是稀罕的东西,也是第一次抽外国烟。还相互调侃“老蒋够意思,不愧当年的运输大队长!”


故事五:开“洋荤”。回国后,昆明政府给我们出国部队关照,乘车、逛公园免费;吃东西、购物优惠。我们几个战友一起去西山看滇池,回来在昆明大饭店摆谱吃西餐。服务员从胸前布袋兜掏出刀、叉摆在桌前,上了盘热气腾腾煮熟的大块白萝卜。大家猜是先开胃的,三下五除二干掉。服务员见后,忍不住笑了。我们还楞着问人家有什么好笑的?人家回一声:“解放军同志,那个萝卜是给你们消毒刀、叉的!”顿时脸红、没脾气、无语、丢人现眼的初次开洋荤就洋相出大去了。真糗。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1978年底全团重返云南昆明步校整训待命。不久,我营开赴云南开远县(昆明军区前指也在开远),我连驻扎在第一农场的大牛棚里。任务运输弹药到边境叫蚂蝗堡的地方囤积。每天路上都是忙碌着往前线运部队、弹药的车辆。整个云南的地方车辆全部征用运弹药,车轮滚滚,川流不息。


云南前线集结了整编11军、13军、14军,外加50军149师,还有炮兵师、坦克团、三个汽车团近20万大军,那场景要来真格的,够威武。紧张的气氛预示着一场大仗即将开始!


1979年2月17日清晨六点四十分,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那从头顶上飞过的火箭弹“呜汪、呜汪”的像狗叫;大口径榴弹炮打的山摇地动;炮声连续近一小时才减弱。整个天空都打红色的了,看过的什么战争电影也没这气派、壮观呀!


战前教导员和我谈话说:上级要求干部子弟冲在第一线,要写用血签名的请战书(简称血书)。在营里的宣布作战命令和誓师大会上,我率先递交请战血书(用针扎手挤出的血)和准备牺牲的遗书。


事实也是如此:我是汽车团第一个带一个排车在战斗打响前3小时,随作战部队过红河浮桥进入越南的。连队三分之一的车辆、战士我带走了,战士们的士气真高啊!


我会看军事地图,1978年3月,我去集训队专门学习了军事地形学,终于在越南战场用上排场,凭着坐标图送上去弹药,返回运输伤员。第一次任务完成出色,就被前指留在13军38师的一个临时组建的胸外科抢救队里。我们排15台车30个民工,任务就是配合抢救队进行抢险运输,抢救队十几个人是由重庆三军医大新桥医院胸外科和其他野战医院抽人临时组成。开始主要是上前线转运13军38师的伤员、烈士和少量俘虏。后来就乱了,前线撤下的伤员不管哪个部队(11军、14军,甚至坦克兵)遇到伤员得都拉回来。


图:行军途中


在战场上前段,近20天我带着我们排几乎是“孤军”作战,配合抢救队展开抢救工作。共拉过670多位伤员;180多位烈士;几十个俘虏(可惜我那个兰皮小本作战日记丢失了,只是依稀记得了)。由于功绩突出,连、营都向团报请给我记战场三等功一次。


3月6日开始撤军,我带领我们汽车排又归回连里的战斗序列。


我团以营、连为建制分别从前线配属兄弟部队回撤。先后三次出入,运回11军31师一部;14军的一个步兵营和机枪连及配属他们的民兵连,还有工兵排;13军38师的一个团。


运输14军的那次,我们汽车排走在最后,拉的是炸药TNT和工兵、民兵。一旦发现有敌人骚扰就命令民兵开枪、扔手榴弹(我们的子弹、手榴弹也不想带回国,都扔在越南吧)。


我和战士们难得清闲一会儿。他们比我们干的好。最害怕的是最后运输13军那个团回撤,那是边撤边打。一会机枪连下车掩护;一会某营又上,那紧张又担心别最后回不去。好在越军追兵没炮火跟上,有炮也是乱放欢送。原定当晚撤回边境,结果后来那一晚上才撤二十公里。


中国政府3月16日对外宣布我军全部撤回,实际上我们是17日天亮时才回到祖国。


入境后一路上受到亲人们最隆重的欢迎。13军原来驻扎云南,加上这次他们打得最好,老百姓一听说是13军的回来了,马上围了上来,车几乎开不动。我们汽车兵跟着沾光不少,老百姓整条的云烟、大重九香烟和大块红(碗)糖、鸡蛋、水果扔进驾驶室。五班副开车时给扔进的红碗糖砸中鼻子,手捂鼻子鲜血流一脸,老百姓好是过意不去,把车拦停,不让走要主动赔偿。我去换他开车时,老百姓一看我四个兜(干部),竟拉着我“讲条件”,最后硬是把杀好的半扇猪扔上车,才放行。好在我们只拉着13军战士到文山县体育场,要是把拉他们到昆明的话,那就热闹大了。

网络照片


土方法减震。前面讲过,战斗中,我带领的汽车排15台汽车,配属野战胸外科抢救队。先开始主要任务是从前线抢运13军38师的伤员到抢救队,后来就有点乱了,不管是哪个部队的只要是重伤员都往回拉。因为刚开始没经验,还拉些弹药上去,回程再拉伤员,太耽误时间。后请示38师前指后,每车配民兵(担架队)和医护人员,上去时不再装弹药,直接随作战部队上去。


运输重伤员时,车比较空加上路况差,汽车行驶起来太颠,伤员受不了,驾驶员再小心也无法避免颠簸。后来车厢里垫了干草、棉被作用也不大,给重伤员带来第二次伤害。还是兄弟部队一位老领导出了个主意:将车上装半车沙土,可减少震动和颠簸。


好办法!我们所有车都装上一吨多的沙土,再铺层棉被,的确减轻了伤员的痛苦,车速也可适当地加快。这一减震方法在前线传开,几乎运输伤员的汽车都这么做了。


两、三天后问题又来了,伤员的血水渗透,沙土发出异味来。我们汽车兵就再辛苦些,每三天就换一次沙土。并在沙土上铺层干草(甘蔗叶)再改铺帆布。从抢救队要来双氧水和消毒液,保证每次拉伤员、烈士后都消毒一遍,卫生条件大为改善。


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减少颠簸,我们驾驶员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把轮胎放一点气,减去后轮的承重弹簧钢板各一片,沙土里加点水。这么做是为了减少伤员战友们的痛苦和牺牲,是最大程度地减少车辆在行驶中的震动和颠簸。一线的将士不怕流血牺牲,我们辛苦点算啥!


收集弹药。一次,拉伤员回来下车时,一伤员叫住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交给我他身上携带的两个手榴弹和十几发步枪子弹,说:“首长,我拿这些没用啦,你们拿去前线帮我打掉!”我心里一震撼,多好的战士,多好的想法。我认真地对他说:“放心养伤,兄弟我们替你报仇!”


自那以后,我放在车上一个小空弹箱,要求每辆车驾驶员运输伤员回来时,将他们随身携带的弹药收集起来,告诉他们这些弹药我们帮他们带回前线报仇。


收集后我分给随车的民兵和担架民工,他们配备的弹药都比较少,他们可高兴了。有一个伤员是侦察兵,我想要他的装备,主要是想要那把匕首。他说我的微型冲锋枪不能留下,匕首他要自己留做纪念。但子弹都留给我,并告诉我,配用的54手枪可用微型冲锋枪的子弹,还给我一个手雷。微型冲锋枪的子弹头是尖的,我试打了十几发,声音脆,震动小。不过把我手枪的撞针打断了。我那时随身配备的是一把手枪,二十发子弹,加4颗手榴弹。后来自己又加一支冲锋枪和300发子弹。手榴弹太重,放在汽车前工具箱,就不随身带了。那颗手雷我一直挂在腰间到战争结束,我是留着当“光荣弹”!


遇特工。抢救队伤员太多,我奉命带6台车向后方野战医院转移一批轻伤员。野战医院(临时)离我们抢救队有几公里,当行驶到境内河口蚂蝗堡农垦师的一个场部,离目的地还有2公里的一个小上坡时,从路边的小丛林窜出三个武装“军人”。两个兵在路边,一个“干部模样”的跑到路中间,拦停我们车队。我问什么事?他倒反问我拉的什么?我本想发火说:你眼瞎了,我们车队挂着红十字旗。此刻,我一看那军官的装备,心里马上警觉起来。他腰间扎着黄色帆布腰带,军用水壶盖是木塞式的,打着绑腿却光脚穿着胶鞋,脑海里马上闪出“越南特工”四个字。因为那两样(黄色帆布腰带、军用水壶盖是木塞),我们部队早几年前就不用了。而且野战部队都是高腰钢板胶鞋,军官连袜子都不穿?看得怪怪的。我迅速反应:抓他们?虽说我们的人数、枪支是他们几倍。可是,一旦打起来,万一他们还有藏在丛林里的,汽车兵最怕火箭弹手,抓他们现在不是我们干的“活”,我的任务是安全转运伤员!


我马上作出决定对“解放军军官”的说:“你们是不是要撘车啊?我可送你们一段路。”他发现我们第二台车有战士抱着机枪,那敢上车,他犹豫时,我拉他上我坐的驾驶室,并喊道:“那俩位兄弟坐后面的车。”那“解放军军官”马上紧张,后退几步说:不啦,我们自己走.......”说话的语调都不伦不类。本想把他们骗上车再设法收拾小子们,现只好稳住他们说:“后面还有车来,我先赶路了。”


翻过小坡,我叫车队拐进我们的高炮部队阵地。向领导反映情况,并建议马上派支小部队去抓他们。我留下我们部队的番号、职务、名字后,又带着车队向目的地行进。


图:抓获越军特工


战后,兄弟部队通过军区表扬了我们汽车排和我的机警。也得知他们只抓到一伤兵,另两个给击毙。咳!至今我都特纠结和懊悔,当时我应该车队走一段马上停下,再带几个副驾驶员和民兵,返回抓他们仨。干掉他们,凭我们火力抓不到活的,干掉他们也是绰绰有余。这立功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但又想,还好那是在境内又是白天,要是晚上就难说了,他们袭击我们一下就跑,那就惨了。


三等功“变成”营嘉奖。这次参战,本来团里给我记三等功,并颁发了奖章,后来有人“打小报告”,团里又决定收回了我的三等功奖章,只保留战场上荣获的营嘉奖一次。当时把我气坏了!后来一想,也对,我那些“出格”的事情自己觉得有点好笑。


确实我战场上那一些出格“违纪”的事,没军法处置就算命大,其实冷静地想一想三等功没了,气也就顺了。说到这,我就按顺序讲几个战争期间“违纪”的事,有的当时团领导并不全知情,只有手下战士们略知一、二。现在说出来,都是过去的历史罢了,尘封已久,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里忘不了,一想起来就哑然失笑:


第一件事:战斗打响第三天,拉回个重机枪手的重伤俘虏。抢救队医生认为没救了又交给我处理,我也没想好怎么处置他,就先把他关押在竹棚,让他们躺在担架上,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轮流看着他。我已四天四夜没睡好觉,困极了,3小时后该轮着我值班了,我在腰上别个手榴弹,手指扣上手榴弹环。哪知道看着、看着俘虏就睡着了,没想到这个俘虏命真大,居然爬着逃跑了,后来被外面站岗民兵发现,又拖回来了。他又昏迷不醒,把他交俘虏营?太远;为他浪费军力、物力不值,看着快要死的俘虏,人家还不定收呢。


我又把忙碌的医生找来,一直守着他停止呼吸。让民兵山边挖个坑把他埋了,我带民兵拖到坑边埋了他,也许是一种发泄吧,这时我突然发飙竟掏出手枪朝天开了三枪!“三声”枪响是空袭警报!我竟然给忽视了,山上有个火箭炮阵地,紧张的要转移阵地,他们派侦察兵下来查枪响,我说明了情况。侦察兵向他们领导汇报:汽车兵排长泄愤向埋俘虏的坟头上开的枪。那个营长很宽容和理解把这事压下没上报。如上报一查,“乱放空袭警报” 那罪过我就是“猫儿抓糍粑———脱不了爪爪咯”。


第二件事:一天清早,越军特工向我抢救队营地(旁边是38师前指),突然发射十几发迫击炮炮弹。我立即下令:把停在一起的车辆紧急疏散。但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五班长的车还停在暴露的地方,再一看他居然还蹲在车下修车。我火了(其实也是爱护战士)嘴里嘟噜骂着,冲上去,照他屁股一脚,把他踢了一个“狗抢食”,又急忙招呼战士、民兵把车推开。也巧,一发落在那车边水田里的炮弹居然没响,是哑弹!真是万幸的事,但战后,这就成了反对我立功的理由之一:战场上“违纪,打骂士兵”。


第三件事:一次我带六台车拉伤员和几个俘虏回撤,伤员不愿和俘虏同车,这太为难我了。战斗打响几天后俘虏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前线几乎不留俘虏了,个别拉回俘虏移交手续也没了。不可能为几个俘虏专门安排一台车。伤员中有个侦察兵的指导员(像个干部子弟或是城市兵),带头喊着:干掉他们算了。我想杀俘虏违反军纪,但是,将俘虏和伤员放在同一个车厢会有危险的。


我告诉大家先安静开车,一会儿我处理此事。途经越南的一片甘蔗地时,我下令靠边停车。命令民兵押着俘虏去甘蔗地,一边安排受伤的指导员和几个轻伤员,还有民兵拿枪准备着,等我一声令下他们就朝天开枪,这是故意给那几个俘虏逃跑的机会,我想反正没有俘虏移交手续。一来战争已经快结束了,留他们一命未尝不可,只是朝天开枪吓唬、吓唬他们;二来砍些甘蔗来给大伙儿解渴。结果朝天的枪声一响,那些俘虏像兔子一样跑得飞快,纷纷作鸟兽散,跑了十来分钟还碰响了他们自己埋的地雷。


我正为我这大胆的、违纪的“妙计”得意时。却又担心这事是否搞大了,那伤员里的指导员却夸我真行!并把他在战场缴获的一个上海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送给我留做纪念。我尴尬的笑着接受时,大家心照不宣都笑了。


第四件事:沉重的教训!战争后期,我排15台车转运轻伤员回国内后方救护站,已进入国内公路时,竟和撤回的13军某团抢公路通道,使得车队受堵。我依仗着拉的是伤员(战场纪律是所有的车要给伤员让路),吵着要他们让开,让我们车先行。


在僵持中他们一位团长出来了,招呼我让开。面对他们最高领导,我竟冒充我团3号首长,暗示驾驶员们持枪恐吓。虽然最后是我们车队先行了,但事后他们告到昆明军区前指。团长何正才大发雷霆,电话上对我营教导员气哼哼叫喊:是不是有眼无珠?是不是想上军事法庭?排长当得不过瘾就刨地去……


送完伤员,教导员带话来:自己去灭火吧!千万小心!


我带上检讨书,主动找何团长请罪,团长一顿狠批后,气消些。但放下狠话:“你小子前线干得不错,本要火线提升你,但现在不撤你的职就便宜你了。你要是不死在前线,没立大功,一年内别想提拔!明白吗!”。


咳,一下不冷静,差点自误葬送前程啊!团长他还真说到、做到,一年多,团长提正师到兵站部当部长,在他走后我才得以提升副连长。


图:我们汽车团荣获三等功
鲜花献给谁。1977年9月我曾在贵州某军医院住院期间结识了一个护士,相处挺好,非常巧合,我俩竟是同一年的兵,又是同一天提干。医院有个医生爱人又是我团的,她非常容易就找到了我部队驻址,有了书信往来,关系逐步发展。


战前,她考上xx大学文科。因我上前线,不能保证上去能不能活着回来或是伤残,就婉转、平静地分手了。那时战前这种情况较多,有个褒贬词叫“吹灯”。


没想到,在战场上竟和她妹妹相遇了,撤回国时又见面了。那是战斗中后期,我连三排长带车运送伤员到某野战包扎所,一个姓x女兵打听汽车团的我。三排长捎信告我,我以为“她”也上来了,相隔距离不太远,利用空隙开车去找她。到那野战包扎所才知那女兵是她妹妹,她妹妹是贵州军区xx医院妇产科护士。她高大壮实,我想可能就是因她身体条件的原因,才派她上来,背伤员的。交谈中得知她父亲在XX军XX师和她表哥我们都同一前线打仗。


暂短的见面,分别互道保重时,她说我一定要活着回国。我眼眶的泪差点控制不住,临别时她送我两包“麦乳精”,那时可是极为稀罕的高级营养品。


前线撤回昆明步校暂短休整。在我营上火车前二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教导员以及各连主管干部去火车站现场看地形、作分工,结束后散步回驻地的路上,一辆满载着医护人员的卡车突然“嘎兹”一声,停在我们前方,从车上跳下一女兵直奔向我,扑上来一个紧紧拥抱,然后落落大方地和大家挨个握手问好,大伙们被眼前一幕都愣住了。


她拉我一边就说了两句:她们明天上火车返回(巧了我们也是明天);她父母部队家在云南某地,希望我能去玩。随后跑回去,爬上车挥手再见。


看着车影渐渐地离开视线后,大伙们不分由说将我摁倒在地,并叫喊着:“老实交代!”要从实道来,才放我。我“交代”了:她是我原女友的妹妹。没想到在前线遇见了。但他们不停地刨根问底。


战友之间对这种事情是特别感兴趣。那时,男女拥抱是大忌,更何况是男、女军人在马路上。说良心话我和她姐姐谈恋爱时都未拥抱过,那举动确实让人惊诧和幸福感,但是,只要我们经历过生死离别和血的洗礼的军人,都可以理解那是什么样的情怀和崇高的礼节。


图:电影《年轻的朋友》剧照


回到重庆部队驻地,军区一个创作、报道小组到我团收集英雄事迹、素材,在了解部队战前“吹灯”(谈恋爱分手的意思)的情况,后来被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改名叫《年轻的朋友》。在全国上映,影片中周里京演排长(主角),讲述了一个汽车兵排长在对越自我还击战的轶事。电影主题歌非常好听,特喜欢,是李谷一第一部影视插曲,至今我还会唱。


电影里加入了其它故事,关键是那一些夸大的、虚构的爱情情节让我承受不起。因为,当时我正在和现在的老婆谈恋爱,电影里有大量的伤兵和医护人员情节,又凑巧从她(原女友)医院抽调十几个男、女医护人员,充当临时演员到桂林参加拍摄,她医院的一个保卫干事还演我们连长,她科里的护士也参加了拍摄。


影片中的故事“原型”自然很快传开,我热恋中的老婆这才知道,我竟然还没有“交代”这段她还不知道的爱情故事。我费了不少口舌“交代”解释。


当年这部电影在她(我现在的老婆)医院首映,非叫我去医院陪她看,我故意晚点到,我俩坐最后面,再次向她讲述全部经过,好在她也只是在表面上计较下。


电影嘛,很多故事都是移花接木和夸张的艺术加工。《高山上的花环》电影里用我姓谐音,副连长靳开来违纪带战士砍甘蔗踩地雷故事,也出自我在战场的“杰作”。为这部电影我还担心她一家人看过,会伤害原女友,因为,演的我为原型,只是被夸大丑化了剧中姐姐的故事,也会全家迁怒于我。好在这事没发生,也过了四十多年了。但愿她过得比我好。估计很多年青人没看过这部电影。


作者简介


作者年轻军装照


作者近照

井跃洲(网名:好兵帅克)

部队大院子弟,1969年12月入伍,曾经服役于成都军区联勤部某汽车十七团,三营(“川藏线十英雄”)十一连副连长;在汽车团期间曾经参加西藏高原运输和三线建设任务;1972年参加援寮抗美作战;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984年转业到江苏工作。转业后不忘初心勤恳笔耕,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并出书《好兵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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